美国知名心脏病学家埃里克·托普在所著的《未来医疗》里指出,未来医疗将开启以患者为中心的民主医疗新时代。对此,一名身处上海的骨科医生用了“patient involved in decision-making”来形容同样的感受。正如他在采访前刚刚结束的诊疗一样:他邀请病人共同制定个性化方案,更好地推动了治疗顺利进行。这位给病人明晰选择权和尊重权的人叫陈栋,是一位拥有23年以上骨科临床经验的优秀医生,也是上海曜影医疗现任骨科主任,骨科、运动医学及康复医学中心总监。 医患互敬,细节成就彼此 在传统医学中,医生是上帝,拥有至高无上的裁决权,面对疾病,患者总是被动接受。而在陈栋的眼中,医生患者是相互尊重,从细节中彼此成就的。比如就手术而言,所有的检查工作要在术前一周完成,检查可能细致到筛查病人的耐药细菌,防止增加术中感染几率等。同时,提前检查还可缓解病人术前紧张,以便更好配合手术过程。 其次,签署手术知情书也由医患共同确认完成。病人可以在手术当日入院,既让病人在家休息好,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院内感染。术后的康复也是一个重点被教育和监督的过程,病人正确佩戴好康复器具后会在康复师指导下,清楚知晓康复细节,避免不宜举动。这样从尊重患者角度出发的关爱,使得陈栋11年澳洲职业医生经历中,从没跟病人争吵过,而国外社会对医生的高尊重、高信任也让他印象深刻,“那边的医生心态很好,学医也是很多人从小立下的伟大职业理想”。 “全生命周期角度考虑病情才是负责任的” 在中国百姓心中,中医讲究全身系统,而西医则是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。 骨科作为纯外科科室,陈栋对此有着自己的专业见解。他推崇“全生命周期的医疗诊治理念”,以髋关节脱位来说,这种病本质是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,无论病人是否有脱位临床表现,髋关节发育不良是不争事实。 如果没有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早期干预,病人很可能30岁左右因为疼痛导致髋关节置换,更可怕的是,正常到了50岁、70岁还要分别置换两次。国外髋关节置换在1960年之后出现,随着年龄增大,骨量减少,这种“翻修”给大量病人在生命最后带来了极其痛苦的伤害。 “这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形,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医学办法?答案是有的”。 陈栋介绍说,针对儿童时期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患者,即使无症状,也要提早做好筛查干预,让髋关节得到一个中心性的发育。通过更先进的保髋手术,可以推迟到病人更合适的年龄(55岁以上)做髋关节置换手术。 “病人很多时候不知道这些情况,头几年还是很高兴,时间一长,他发现还有这样的选择,会很失望”。这种不愿意让患者失望的想法一直围绕着陈栋,让他更加审视自己的职业,医生首先要有责任心,要用发展整个生命周期的眼光思考问题,既要知道儿童骨科的情况,也要知道成人骨科的情况,要知道你所做的决定对患者几十年的人生有怎样的影响。 成熟骨科医生需要配套的系统训练 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考虑病人病情,除需要专业、系统的治疗外,更需要医生的高度责任心。出生在医生世家的陈栋从小目睹父亲的从医经历。“那个年代,社会没有这么商业化,大家都是一心为公,医生更是”。后来考进医学院,陈栋学到的第一句话就是Patient interests are above all things,病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。这也给了他巨大触动。 “至高无上的,不是医院,不是医生,而是病人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,就不太可能有大的医患矛盾”。 陈栋认为,国内外医疗状况不同,根源也比较复杂,但国外医生教育还是有其百年发展的先进性。与国内医生还是以导师“个人训练”不同,国外更讲求“团队作战”。陈栋澳洲学习过程中,医疗训练团队就包括几十名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医生,期间陈栋完成了大量以他主刀,supervisor实施监督的各类手术。“可见,训练出一个成熟的骨科医生也是要耗费很多资源的。但也只有受过系统性训练,医生才会融会贯通”。 回国后,对年轻医生的系统培训被陈栋看作是一项其重要的工作。“首先,要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。医疗资源是有限的,做好节约才能让我们治疗更多的病人”。 这中间,保险公司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一方面,因为保险的介入,医院会从更多维度去考虑,规范治疗病人的土壤;另一方面,医院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检测,让病人利益不损害的情况下,节省一定资源,这是国家或保险公司,都最为关注的问题。 教育层面,陈栋会积极参与组织曜影医疗开展的继续医学教育(CME)培训,以“一人主讲,多人参与讨论”的形式,加快知识传递更新。医院层面,实行规范医疗和价值医疗,全方位提高病人的安全感与治疗效果。陈栋眼里,很多国外成熟医生都是积极乐观的,尤其外科医生热爱运动、阳光健康。“我希望我们的病人可以多理解我们,因为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疾病,我们都是战胜疾病过程中的朋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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